程序意识是人权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中央立法、国家政策和地方立法双重的激励和压力下，地方行政和地方司法已经形成了地方性的行政程序知识，它们最终将反馈和影响我国中央层面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创制。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

  4、错误程序观念 透过84个案例，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法院亦存在着不正确的实体法和程序观念，亟需行政程序法典来完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和法官们的行政法律知识和观念，矫正行政机关和法院错误的法律观念。例如，利害关系人认为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程序不合法，未告知有听证权利，违反了湖南程序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  2、地方行政程序规范被适用的情况 基于我国行政判决书的写作内容和风格，只能粗略地观察行政程序规范是否被适用了，哪些条款被适用了。案例中争议最多的是邮寄送达和留置送达形式采用的合法性。[25]参见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板坪村村民委员会诉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认纠纷案，张家界市中级法院（2011）张中行初字第1号。

法院判决行政机关胜诉的比率较低。[53]参见彭向文诉安化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撤销纠纷案，湖南省安化县法院（2011）安法行初字第14号。[16]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可以用三个V来定义，即数量（volume）、多样（variety）和迅速（velocity）。

作为结果，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现代社会权力的构建上，如何对这些机构进行治理。[24] 由于这种竞争压力的减轻，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由于竞争产生的对抗性减弱，社会成员的行为便更加具有理性，降低了非法竞争行为的可能性。以隐私权利及财产权等私权来作为对个人数据信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依据，将无法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方式、目的和效果产生有效的规制，私权制度在大数据技术下正逐步失去作用，这是社会组织进步造成的结果。[54]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法学家》2012年第1期。

[75]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有关泄露用户信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内容。[51]这种双方相互猜疑和对立的两难选择实质上意味着以私权观念来保护隐私的制度遇到了障碍和挑战。

首先，将个人数据信息以公共物品来使用和规制在制度上更有效率。治理的法律性质应该是公法性质的行政法律法规，而不是私法，治理的主体应该是政府设立的专门行政机关。大数据技术下的社会可能超越私权利社会而形成合作共享的有机社会形式。第三，个人数据信息具有非独占性。

这种利益关系上的冲突实际上在美国和欧盟有关个人数据信息如何分享和转移的争论与妥协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欧洲人严厉谴责针对消费者数据的交易行为，欧洲法学者认为如果市场主体能够购买他们的喜好信息，那么这是严重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对此必须给予规制。将个人数据信息作为公共物品对待时，其使用的正当性不再是基于市场经济中的价高者得的效率性，而是基于提高社会福利的公共利益性。[64]稀缺性在经济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择之所以关系重大，正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分析可以在大数据中产生新的价值，比大数据本身集合所产生的价值大得多。就如同相关个人每次到银行ATM机上交易的数据或者每次在电子商务中交易的数据，当这些个人数据信息量级足够大而形成大数据时，其财产价值才有所体现，但这时的个人数据信息的大数据却是在其他相关方的系统内形成的，如在银行系统中或者电子商务服务商系统中形成。

现在的隐私危机是由于市场失效造成的，而赋予个人对于数据信息以财产权并且可以依据价值而定价则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63]因此，以财产权制度来限制不具有稀缺性的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在制度上不具有正当性。

在实质方面，由于对个人数据信息使用的目的多样性、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可智能处理性，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挖掘、开发和处理可能产生出很多衍生的信息和结果。[5]那么，我国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是通过隐私权还是通过财产权来规制，或者我国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并形成新的使用和保护制度吗？应该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发展是隐私利益得到关切的直接原因，也是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那篇著名的文章《论隐私权》的产生背景（便携式相机的使用）。因此个人一般都是不得不简单地接受这种协议。在政治制度出现并对其加以干扰之前，财产已经被社会成员所拥有并交易。这些特征使得个人无法以私权为制度工具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产生、存储、转移和使用进行符合自己意志的控制。[10]而且这种多目的和多用途的使用相互之间并不是隔绝的和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产生更加高级和复杂的应用。

这一过程便是社会成员对信息的自我获得、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即民法理论中的民事主体自愿原则。例如电信公司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用户利益的需求而依据法律程序将电信用户的电话号码甚至是通信内容向有关部门提供，便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因为人类的发展历史昭示了，所谓的天赋人权思想和私权神圣的理论仅仅是私权利社会的制度价值和正当性主张。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其中的FIPP是指公平信息实践原则（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 [50]如有学者指出：即使向欧盟那样的通过‘遗忘权式的总括隐私方案也会难以应对大数据的恢复能力，甚至是依赖过去或者现在的数据来重构个人信息的能力。这种治理方式并不影响和损害已经存在的私权利如隐私权和其他财产权等。

也不是我们对个人信息缺少所有权的问题。[77] 再其次，在立法内容上，有关立法无需直接影响和改变已经存在的私权。三是方法论，是指认为大数据能够产生更加真实、客观和精准的结果的一种理念。因此，社会成员在共享和使用个人数据信息时如果其使用的方式或者结果侵犯了他人的私权如隐私权或者财产权，那么仍然要承担侵权责任。

如芮夫金所批评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启蒙经济学家们便开始颂扬市场中私权关系的天生美德，开始认为对私产的获得是固有的生物性所驱动的，而不是由某种特定的传播与能源模式所塑造的社会倾向而已。摘要:  以隐私权、财产权或者其他类型的私权利来对大数据技术下的个人数据信息加以保护和规制遇到了较大的问题。

Richards, Neil M. and King, Jonathan H., Big Data Ethics （May 19,2014）. Wake Forest Law Review,201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384174, p415,2016年3月28日访问。[8]这种价值的低密度性使得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和其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和薄弱，即大数据技术中各个数据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

[25]这种邻里效应的产生是因为成员相互之间信息能力的增强的结果，而大数据技术下，可以将这种邻里效应扩大到整个网络中。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例如欧盟2012年开始进行数据信息保护方面的变革，以取代已经过时了的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28]其新的《数据保护规则》将有可能于2017年开始实施。而所谓的人格、尊严或者天赋人权等主张都是事后为支持私权制度的正当性而产生的概念，一旦脱离这样的制度背景，这些概念便没有意义了。[38] 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4, No.5（Dec.15,1890）, pp.193-220, p211. [39] 2013年10月9日，美国的苹果、谷歌、微软、脸谱、雅虎、推特以及美国在线等公司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发出了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对网络监管进行改革，以恢复网络用户对这些网络公司的信任。再其次，个人数据信息财产权保护存在市场失效性。

例如在美国，其《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实施中赋予了政府检察官很大的权力来对违反者提起民事诉讼，而不是依赖权利人个体来实施有关法律。[71] （二）将个人数据信息作为公共物品保护的立法要点 当对个人数据信息作为公共物品给予保护时，有关立法上的根本变化便是将对个人数据信息的规制从私法体系转移到了公法体系。

[18]有机社会中的社会成员针对稀缺资源将是合作分享而不是竞争占有为主。个人数据信息像空气或者阳光一样具有充裕性，而充裕性的资源在制度目的上仅仅评价其使用的正当性而不是效率性。

个人数据信息便是一个明显例证，对个人数据信息，应该超越私权观念而作为公共物品加以保护和规制。他们担心如果网络用户们发现和这些公司分享的信息不是被保密的，那么他们将对这些公司失去信任。